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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重点中学与技术至上:靠一块屏幕实现教育公平究竟是谁的幻梦?
2019-01-18 18:21:15   来源:【景东彝族自治县教育局】   作者:   评论:0   点击: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的一则报道引发关注。报道称,全国200多所位于贫困地区的高中,通过直播技术跟着成都的超级中学成都七中一起...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的一则报道引发关注。报道称,全国200多所位于贫困地区的高中,通过直播技术跟着成都的“超级中学”成都七中一起上课,学生的成绩有了显着提高,有的学校本科升学率翻了十几倍,有些学校甚至出了省状元——报道认为,是直播的屏幕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

文章将成都七中和位于直播“远端”的云南省禄劝县第一中学形容为“两条平行线”:成都七中去年有30多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外国名校录取,70多人考入北大清华,一本率超过九成,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而禄劝一中的中考最低分数线比省会昆明最差的学校还低100多分,生源全都是大城市挑剩下的,全校一年才有20多个学生考过一本线。

但文章并没有反思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反而默认了这一现实,并将其作为一个“科技创造奇迹”的故事的铺垫。尽管差异如此巨大,但靠着一块屏幕、一条网线和成都七中名师们的课堂视频,两条平行线就有了相交的可能。事实上,这种差异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以成都七中为代表的重点中学制度参与制造的——省会重点中学对地方普通中学的资源掠夺和生源收割,造就了中国教育目前城乡分治、重点/非重点分治的双重二元结构,也让陷入这一二元结构中成都七中和禄劝一中成为了两条遥远的平行线。

另一方面,两条平行线相交靠的也并非是技术万能的神力,而是那些收入微薄却默默坚守的乡村教师们,这些在名校名师光环阴影之下的配角,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科技一键消除教育不公平”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它不仅掩盖了科技背后巨大的人力付出,也给了人们制造了一个不需要动摇任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能实现公平的幻想,在这个幻想里,作为科技代言人的既得利益者可以尽情地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需要对自身的特权做任何的检视和反思。而这一幻想,恰恰是通向公平最大的障碍。

重点中学:是教育公平的最后保障,还是资源不均的首要原因?

《冰点周刊》的记者探访了直播教学的两端:成都七中和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同龄的孩子身处的几乎是两个世界。对于禄劝一中来说,生源不行是“先天不足”,禄劝的中考最低分数控制线是385分,比省会昆明最差的学校还低100分,“能去昆明的学生都去了。”留在禄劝的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双双在外务工,孩子在学校出了状况,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或者说是来不了,甚至有家长在电话里直接说,“我的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一位今年考上北大的学生从两岁开始留守,直到大学开学前,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了前来致谢的父母,夫妻二人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块,父亲的手指甚至积劳致残。

而在屏幕的另一端,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学生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花大量时间为孩子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与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透过屏幕,禄劝的孩子感受着这些差距——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没出过县城,而成都七中的同龄人们已经在课堂上讲述自己去英国、美国游学的经历了——贫穷,的确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除了学生的家庭条件,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和贫困县里的普通中学的师资水平也有着天壤之别。《冰点周刊》记者在成都七中随机旁听了几堂课,并评价这些课为“公开课水平”;语文老师在课上讲解了以“规则”为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了重庆公交车坠江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政治课也紧追热点,刚刚落成的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相比之下,一位考上北大的“农村娃”向《冰点周刊》记者回忆说,在他过去就读的那所中学里,老师时常醉醺醺地来上课,动不动就安排学生上自习。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很多练习卷子直到高考都没有讲评,甚至连标准答案也没发过。

乡村学校

然而这些不平等似乎只是铺垫,在文章结尾,成都七中的名师们被塑造成了拯救者的角色。一个老师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一位当地的导游,见面时导游愣住了,兴奋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他这才知道,这个兼职做导游的孩子就是自己在直播屏幕另一端的“学生”。另一位老师去远端学校做分享,离开时发现全校的学生都挤在教室窗前,和他挥手告别。还有老师特意将远端学生的优秀作业拿到课堂上展示,后来听说,这个学生所在的班级在看直播时集体激动到落泪,接下来的一个月都在拼命学习。

一个充满善意、泪水和感恩的故事。

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善意是真诚的,但善意真的可以抹平这巨大的不平等吗?更讽刺的是,重点中学、超级中学,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套靠不断掠夺地方、基层教育资源来堆砌出光鲜的升学率、状元数量甚至是海外名校录取率的制度,以及这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集中与不均,才是这巨大的不平等的首要原因。

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一书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等学者曾对北大和苏大这两所精英大学从1952年到2002年期间50年来的学生学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恢复了文革前十七年的精英教育路线,否定了建立在家庭出身基础上的教育歧视,然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不是真正的平等,城乡之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子弟在精英大学学生中的比例开始显着下降。然而,《无声的革命》的作者认为,在新时期,农村孩子要进入精英大学并非完全没有途径,这剩下的唯一一个通道,就是与精英大学构成对接关系的重点中学。

统计数据说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非常集中,少数几十所中学为这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县一级的重点中学是他们进入精英大学最重要的途径,这似乎是将重点中学当成了教育公平的保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一文中称这一结论是“别出心裁”。文章指出,教育学界对于重点中学制度的利弊一直存有争议,但即便是这一制度的辩护者,也只是强调重点中学有利于培养精英人才和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而并不会将其作为教育公平的保障。

应星、刘云杉认为,重点中学是以垄断优质师资和生源为前提的。国家在设立重点中学之初,是希望重点中学能够集中资源,摸索教学经验,由点及面逐步推广,起到通过重点中学带动普通中学的作用。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重点中学非但没能带动普通中学,反而要靠排挤普通中学来巩固其重点地位,少数重点中学甚至成为了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质师资的“抽血机”。同时,不同层级的重点中学之间也存在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比如,县中学即便算是重点中学,但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方面还是难以与大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比肩。这种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均,在欠发达地区尤其严重。禄劝一中的例子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状,但凡好一点的生源都去了昆明,留在县里的都是城市中学挑剩下的学生。在这一意义上,重点中学制度非但不是弥合城乡之间、阶级之间差距的通道,反而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排斥。有学者将这种城乡分治、重点/非重点分治的重叠现状称为“双重的二元结构”,正是这一结构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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